[19] Roe v.Wade，410 U.S.113(1973). [20] Hillary Goodridge, et al. v. Dept. of Public Health，798N.E.2d 941(M.A.2003). [21] 在美国，同性恋者占人口的比例不足百分之四，若按照多数决主义之表决方式决定同性恋者的结婚权利是否被当代美国人民所认可，其结果显然不容乐观。

但是，由于我国传统认识认为危害结果可有可无，《行政处罚法》并没有行政违法未竞形态方面的规范，实践中也并不对未遂行为网开一面。对未遂行为的处罚，应比照既遂行为予以减轻。

郑冲：《德国违反秩序法》，载《行政法学研究》1995年第1期。另外，在德国《违反秩序罚法》立法理由中，也有类似主张。五、危害结果在应受行政处罚行为认定体系中的应用 （一）危害结果与定罚 否认危害结果为必备要件，必定会陷入主观归责的窠臼，相反，承认危害结果必备要件的地位，则能够实现行政处罚活动主客观相统一的立场。很明显，这与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违法性评价需要同时考察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的基本要求，并不符合。譬如，甲尽管没有登记，是因其目不识丁而致，而且他还将旅客的身份信息正确地记于脑中。

[21][英]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3页。这其实就是危害结果的一种形式，但由于传统认识对危害结果的内涵理解排除了危险的情形，因而才会得出危害结果并非必备要件的结论。当然，这已经是过去时了，我相信四周的限制现在也不再存在，这也说明法国人意识到了自己模式的问题，正在改进这个模式。

这一消息被媒体报道后，导致了政府下台。不过，宪法法院审查范围的确定需要通过宪法修正案来完成，而在可见的未来我觉得我的想法不大可能成为现实，但是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改革方向。请注意这里的审查和美国对个案争议的审查有着显著的区别。这个问题最终的解决方案是，他们都不是主权的承担者，既不是联邦，也不是各州，来承担主权。

对于一个普通的民众而言，他既可以通过个人宪法诉愿来进入宪法法院程序，也可以在其他法院的诉讼程序中止后来进入合宪性审查的过程里。林彦：您在这里谈到了宪法和社会整合的关系。

最后，如果宪法是法，那么适用宪法就成了法院的权力和义务。在魏玛时代，就是否要设计司法审查，曾经有过非常热烈的讨论。我觉得不是的，习惯法不能拿来对抗宪法中的明确条款。林彦：您之前的叙述中事实上也涉及了中国学界的一个疑惑，即宪政秩序的建构是否有意识形态的边界，是否需要和现代政治的意识形态适应？ 格林：我觉得如果一个国家想要收获宪政主义的全部好处，它只能选择这种模式。

季卫东，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我并不认为魏玛宪法是一部糟糕的宪法，但是它很不幸运地遭遇了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在一个很糟糕的条件里运作。联邦宪法法院的法官们很快就在自己的判决中证明了自身的独立性，他们并未按照公众眼中的党派界限而站队。不过，至少一个推理是清楚的，修正宪法的权力来自宪法，所以修正案仍然要尊重宪法。

坦率说这并不是我最喜欢的合宪性审查的模式，它并不具备一般的合宪性审查所必须的条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中国目前唯一能够接受的审查模式。格林：我也收获颇丰，谢谢你们。

在我看来，联邦宪法法院可以审查未来的宪法修正案是否违背了超级条款，这在法理上并无障碍。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宪法法院有权进行审查时，他们为了防止自己置身于政治漩涡，主动避免介入审查中。

事实上，合宪性审查可能是整合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在两岸的宪法学界之间，就未来的国家统一过程里，哪一部宪法将成为统一的基础，也一直存在争论。这或许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欧洲人权公约和英国人权法案之间，有着显著的区别。在意大利，这种具体的规范审查是更加主流的情况，因为意大利并没有建设起个人宪法诉愿的制度。穆斯林丈夫在宪法法院辩称说我们是幸福的一对儿，发生的争执应当被纳入文化的多样性而得到容忍。

在德国，如果一般法院的法官在审理案件时，确信本案涉及的法律违反了宪法，他应当中止正在进行的司法程序，并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解释请求。争论的核心是宪法应当被宽泛地解释还是狭窄地解释，这一取向将决定着宪法和其他法律的边界。

当然，如果这是唯一一个可以让官方接受的做法，法国模式也不失为合宪性审查的选项之一，但是法国模式仍然非常特殊，这个模式仍然有无法掩饰的问题。您可以看到，今天在座的有来自不同学术背景的四位学者，我们将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审查模式进行对比观察，我们会向您提问，您也可以向我们垂询。

法国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我记得，另外一组法官曾经出现过一次4比4的结果，当时是选举案件，四票由保守派法官投出，四票由社会民主派法官投出，但是这种情况太少了。

这正是中国宪法所面临的问题。最后的情况是，联邦德国存在于一个更加广阔的疆域里。在德国的经验里，由于存在强大的司法审查的机关，尽管法律是在相对独立、司法无法事先介入的立法机关中制定，立法者仍然会仔细斟酌这一法律的合宪性，尽可能减少其内容在抽象或者具体的司法审查中被宣告违背宪法而无效。有趣的是，联邦众议院曾经为一项修正案展开投票，这个修正案要求宪法法院来适用这个标准做出裁决，也就是说，反而有的政治家希望法院来完成这个任务。

这时候的党派大多是通过意识形态分界的，彼此之间很难形成协调或者合作。据我的了解，在委员会秘书长的领导下，宪法委员会的秘书处要为委员会行使宪法和组织条例所规定的职权做很多准备，秘书长事实上具有相当大的权力。

在一个民主宪政国家，主权的承担者是人民，主权倚赖人民的代表行使，但是代表们并不等同于主权。这也为宪法法院守护民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公正的么？这是否意味着联邦德国的国土扩大了，人口增多了，还是别的什么？对于当时多数的政治家来说，他们都怀抱着一种感觉，我们比那边过得更好，能够加人我们他们会很高兴。进入 季卫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司法审查制度 合宪性审查 。

在德国，宪法整合社会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考量。这样就出现了问题：制定法律的主体同时也是审查法律是否违背宪法的主体。马天赐：比利时在金融危机中出现了著名的富通门事件。在1951年建立之后不久，联邦宪法法院事实上就卷入了政治争议中，当时存在的一种观点是，联邦宪法法院让德国纳入到西方的体系里，这将使得两德的统一变得更加的艰难。

我们今天希望能进行一场关于宪法审查的深度探讨。这个案件里，刑事法庭后来接受了宪法法院判决的结果，但是是带着踌躇和迟疑的。

紧急状态制度在当代社会某种程度上并未远去。前政治家的人数不应该太多，毕竟政治家的行为标准和法官的标准并不相同，政治家到法官的转型也并不容易。

过去的岁月里，我曾多次和民法学者展开激烈的辩论，很多民法学者认为，我们不需要宪法法院的帮助就能处理这些问题，私法足以完成这个任务。这本应是费城立宪之后第二部包含司法审查的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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